胡德夫，1950年11月10日生于臺東新港，被譽為“中國臺灣民謠之父”。1970年，胡德夫進入中國臺灣大學外文系。一進大學，他就愛上了英國民謠和西洋音樂。 當時，他的父親準備開刀動手術。為了給父親湊手術費，胡德夫四處找地方賺錢。恰好萬沙浪服完兵役，重返歌壇，要在六福客棧酒吧重組樂隊，需要一個合音的人。駐唱六福客棧幾個月后，萬沙浪憑《風從哪里來》一夜成名，成名的概念是，歌手一般一個月賺3000元，萬沙浪賺3萬元。胡德夫回憶說。萬沙浪成名后，不繼續彈唱，樂隊正式解散，胡德夫得再找工作。 其實他已有了兩份工作：白天在紡織廠當文書，負責撰寫對外貿易信件；周五晚到朋友的鐵板燒飯館看店。后來，他得到第三份工作———哥倫比亞駐臺機構的咖啡廳駐唱。這三份工作加起來，月收入約3000元，剛好夠他父親10天的醫療費。咖啡廳請人每周一三五唱拉丁歌曲，反響不錯，這個唱拉丁歌曲的也認識胡德夫，就推薦他每周二四六晚上來唱。沒有人競爭，胡德夫順利地拿到這份工作———在酒吧角落里哼唱一些美軍電臺常播的英文歌。來喝咖啡的人很多，來聽歌的藝術家更多，“洪小喬在整理歌譜，胡茵夢在想有沒有機會上臺，張杰在畫荷花，張艾嘉逃學過來聽歌”，那時包括胡德夫在內，都是學生。 身兼三職的生活過了差不多5年，胡德夫認識了李雙澤———跟他同歲的美術系學生。李雙澤和胡德夫一見如故，他勸胡德夫少唱英文歌，多唱卑南族自己的歌。 “他讓我唱卑南族的歌，我完全想不起來我們有什么歌。”從小一唱自己族群音樂就會不及格的胡德夫，終于想起了父親小時候教的《美麗的稻穗》。那是他第一次在公眾場合唱“自己的歌”，得到別人贊揚。 胡德夫在哥倫比亞咖啡廳越唱越火，電視臺也趕來對他進行了報道。當時中國臺灣只有幾個電視頻道，胡德夫頓時變得家喻戶曉：“我到西門町逛街，總會遇到有人找我簽名。” 1976年，電臺DJ陶曉清在淡水文理學院組織了“民謠演唱會”，胡德夫是被邀請演唱嘉賓之一。偏又湊巧，胡德夫頭天晚上跟女朋友一家吃火鍋，遇到前來滋事的流氓。胡德夫跟流氓們大打出手，打架的結果是，他的背上被插了根筷子，由于失血過多，從樓上摔下來，牙也掉了、腰也傷了、臉也開花了。雖然性命沒有大礙，但第二天是肯定無法上臺了。胡德夫惟有求助于李雙澤，讓他上臺代唱。 “那天演唱會開始的時候，基本上都是在唱西洋音樂，李雙澤應該很窩火，他私下埋怨我們是早就知道的。”胡德夫回憶說，輪到李雙澤上場，他拿著一瓶可口可樂，沒有唱歌，而是質問臺下的學生：“我們在菲律賓，喝可口可樂，聽這些歌；在西班牙，喝可口可樂，聽這些歌；在美國，喝可口可樂，聽這些歌。現在，在中國臺灣，我們還是喝可口可樂，聽這些歌。”李雙澤把可口可樂猛地砸在地上，“我們到底有沒有自己的歌？”臺下的人完全愣住了，沒有人想出什么是“自己的歌”，李雙澤就起了《國父紀念歌》的調子———這是中國臺灣人小學課本第二頁的曲目。 第二天，中國臺灣大學校園爆發了“唱自己的歌”的大規模討論，大家開始暗地筆戰，鄉土論戰開始，學生開始自己寫歌。這就是中國臺灣民歌歷史上有名的“可口可樂事件”———中國臺灣校園民謠時代從此開始。 “紳士淑女、珠光寶氣；牛排滋滋作響，刀叉杯盤交錯；胡德夫在鋼琴后，鋼琴隨著旋轉臺轉……”李雙澤用了很多形容詞，來表達自己的痛心疾首———胡德夫居然淪落到安于在中國臺灣驕奢淫逸的餐廳賣唱，雖然這個餐廳是全中國臺灣最高檔的。 1977年是胡德夫一生最富的一段時間。那時，李雙澤去了國外，胡德夫也從咖啡廳轉戰到餐廳。當時高檔餐廳的經理月薪是7000新臺幣，胡德夫一月至少能掙7萬新臺幣。在唱片工業還沒形成，現場演出是歌手主要謀生手段的年代，胡德夫得到的待遇算是頂級了。 李雙澤回來后，胡德夫沒有告訴他自己有多郁悶：“身邊的東西都不是我想要的，但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”這種郁悶持續到1977年9月10日———李雙澤去世。“李雙澤在海邊救了一個溺水的美國人，美國人救起來了，他卻溺水身亡了。”胡德夫認為李雙澤生前創作的最后一首歌完全是一語成讖：“我從大山來，你從海邊來，你為什么在海邊醒不過來？” 李雙澤死后，胡德夫徹底脫離了流行音樂，拋棄了富足的生活，加入到李雙澤的師妹楊祖薥(“關懷中國臺灣雛妓”的社會活動中，為被賣到城市當雛妓的原住民女孩募捐。這個楊祖薥(，也是中國臺灣民歌運動的重要推手，她是第一個得到官方許可在北京舉辦演唱會的中國臺灣歌手。 1980年代蓬勃高漲的民主運動讓胡德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：創立原住民權利促進會，為原住民尋求權益———民謠一半成了運動的目的，一半成了手段。 1984年，民主運動告一段落，中國臺灣經濟蓬勃，再之后，卡拉OK熱潮從日本刮到中國臺灣，年輕人有了太多選擇，中國臺灣民謠到達最低潮。但在胡德夫看來，這一切都與自己無關了：“運動之后，我發現我的家庭已經破碎了。” 其實只要他愿意，完全可以到“體制內工作”——當時中國臺灣政府為了籠絡運動領袖，給他們安排了各種“休閑工作”。分派給胡德夫的，是到縣市管原住民登記。“我跟他們說我不去，讓那些學這些的人去吧。”骨氣并沒有給胡德夫帶來任何好處，他的脊椎和腦部舊傷復發，得了脊椎炎，脊背上長了嚴重的骨刺，每走一步都要靠四角拐杖支撐，甚至醫生都不敢開刀。 臺東以含有多種礦物質的溫泉出名，胡德夫就在家里挖坑泡溫泉，在沙地上做伸展運動：“到了第三年，我終于把骨刺都治好了。還記得那年發大水，我把拐杖扔到水里，自己跳到水里，好多人都嚇壞了，在岸上喊——‘胡德夫投河自殺了！’水又黑又急，沒有人能救我。他們不知道我那是高興，你不知道我有多高興！” “在那樣的苦日子里，你根本不想再唱什么了。”恢復勞動能力之后，胡德夫沒有心情唱歌，他找到了新的養家方法：賣水。既然臺東水質好，胡德夫就把水裝桶，一桶一桶運到臺中，再一桶一桶搬到客戶樓上，收入也還算不錯。有時候，在回程經過屏東碰到那里的原住民聚在一起唱民歌，他就會停下來聽他們唱。聽歌還有另外一個好處，他發現屏東山上的水也不錯，于是開始就近取水。 多年雜工不能減輕胡德夫給家庭的沉重負擔，孩子讀小學他都沒有辦法管：“我記得那天還是中秋節，我把孩子從家里領出來，送到兒童之家。我知道那天之后我就要跟孩子分開了，送完之后，我跪在地上呼天搶地，我跟上蒼說，給我一年時間，帶我回去唱歌，一年之后我來接孩子。” 兩天后，8年沒有跟他聯系的制作人王明輝打來了電話，讓他回去錄歌曲。那年是1994年，胡德夫錄制了單曲《搖籃曲》。胡德夫的運氣很好，當他再次回到民謠的時候，兩年后，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引發的Enigma事件，讓中國臺灣原住民音樂被動地“興盛”起來。 1988年，中國臺灣原住民音樂人郭英男受法國文化之家邀請到法國演唱。法國人聽了他的歌非常感動，盛情邀請他到錄音室把這些歌錄制保存下來。不僅法國人喜歡，德國人、美國人也喜歡。1996年，亞特蘭大奧運會選用了德國Enigma樂團的《回歸純真》(Return　To　Innocence)作為主題曲。郭英男這才發覺，這首歌的旋律，就是自己1988年在法國錄下的《老人飲酒歌》———Enigma樂團擷取了郭英男的原音，填上了歌詞，就變成了自己的《回歸純真》。 等到郭英男發現時，距離《回歸純真》首發已經3年，唱片已經賣出上百萬張。 “原住民歌很長時間都被娛樂觀光化，他們很悲哀。”《匆匆》的制作人熊儒賢說。郭英男對Enigma的訴訟和奧運會的側面鼓勵，讓中國臺灣原住民音樂開始被全世界范圍關注，中國臺灣唱片公司也開始覺醒，他們把原住民集合起來，投入資金做“自己土地上的歌”———熊儒賢當時在魔巖唱片公司，負責的就是這件事。 唱片公司的確雄心勃勃，也很有使命感，但好景不長，2001年全世界唱片業遭遇滑坡，中國臺灣很多唱片公司紛紛垮掉，“魔巖”再也沒有人力物力去發掘原住民音樂了。 “我們都是那個時候被塑性的工作人員，覺得這些原住民歌聲不見了就太可惜了。”熊儒賢也沒有錢，她的方法是：給阿杜做音樂企劃，這邊收到阿杜的企劃費，那邊就拿去補助原住民謠演唱會開銷。 以胡德夫為首的原住民歌手堅持到學校唱、到公園唱、到書店門口唱，并且分文不收。他們也要生活，“大部分原住民歌手都有自給自足的生活能力”，養豬、種菜、賣水、打雜工———郭英男的本職依舊是種植檳榔的自耕農。 直到2005年4月15日，55歲的胡德夫推出第一張個人專輯《匆匆》，并在臺北為此舉辦了個人演唱會。演唱會的盛況令很多人吃驚：除了大批名流趕來捧場外，臺下更匯集了大量藍綠兩營政壇人物。這些幾乎不會同場出現的人物，一起用手打著節拍，跟著臺上哼唱——30年前，他們遠不像今天這么勢不兩立，都是聽著胡德夫及其朋友們的民謠成長的年輕學子。 更多>>